醒醒吧，宪法第七十一条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有关事故原因、死伤数字、现场处置以及责任归属等问题都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从有关报道看，国务院成立的本次事故调查组在现场主导，而向公众说明有关事项的多为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对于公众提出的一些疑问，发言人的解释看来连官方媒体都多有不满，甚至有人当场予以驳斥。铁道部本身就是事件的当事方和责任人，而国务院又是铁道部的上级机关，本身就利益相关，解释难以服众似在情理之中。

    症结来自调查主体与程序上的缺陷。我建议，对这起重大事故的调查依据宪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特别调查委员会来进行。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这个委员会应由立法机关成员和特聘专家组成，对事故原因进行勘察和鉴定，通过传唤相关人员出席作证，包括不同意见的专家之间对质（类似法庭质证和辩论的方式），对于事件本身作出结论。

    第七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为取得公信力，除非涉及国家机密，听证过程照例要设置自由的旁听席，同时要进行电视和广播的直播。这样做不仅将真相置于公众的眼前，本身就是接受公众监督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有助于人们包括受到责任追究的人接受委员会最终的结论。

不仅如此，委员会还可以对更广泛的事项作出调查。以本次事故为例，除上述事项外，委员会还可以就高铁的发展状况、其中隐患（如轨道质量等）、铁路管理制度缺陷等作出评估甚至决策，从而让悲剧真正成为矫正不合理决策的契机。

但毕竟现行宪法颁布30 年来，这样的先例还没有出现过。这第七十一条可谓沉睡已久。2003 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我曾与四位学界同道呼吁过，但没有反响。温州的这场惨剧能够唤醒它么？

对于造成55人死亡、9人失踪、145人住院医治的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燃事故，中国政府这一次的事故初期处理称得上“迅速”。

事故发生于2013年11月22日凌晨。仅3天，25日上午，国务院调查组组长便宣布了“重大责任事故”的认定。当晚，9名事故相关责任人被控制。定性、追责，如此快速，也许不经意间就创造了中国事故处理的一个纪录，不由让人心生感叹。

感叹原因无他，许多事，民众实在是被拖苦了。如渤海漏油事故，由于没有公开通报，众多养殖户损失惨重。再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最初的相互推诿拖沓也就罢了，当事件已经举世瞩目，依然有地方将中央政府对世人的公开明确承诺不当一回事，于是多年后声称早已被销毁干净的毒奶粉不时重出江湖，许多受毒奶粉荼毒的家庭还在为后续治疗、补偿而奔波。

因此，在事故调查最初阶段不回避责任的“迅速”至少是一个积极的姿态。经验告诉国人，能在这个时间点上雷厉风行，往往意味着有关方面会对事故足够重视，其调查也会认真尽责，更意味着最终有很大希望得到一个较高可信度、较高满意度的结果。

事实上，这就是行政主导的事故调查处理机制的特点。发生大事故时，只有政府有足够权威充当“终结者”角色，来迅速平息事态，缓解民众紧张心理，求得社会谅解，为未来发展创造积极的局面。然而，要完全达成目标并不容易。毕竟，大事故的调查需要专业的技术支持，鉴于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大事故还会牵连太多的社会神经、复杂的利益关系。行政主导型的事故处理，押上的是政府信誉。其副作用是，任何处理不当都会招致政府信誉受损。

中国当下的安全事故调查机制是典型的行政主导型。中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按事故造成的损害，分为特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四级。特大事故由国务院或其授权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重大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分别由事故发生地省级人民政府、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事故调查组的组成，一般包含有关的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以及工会方面的人员。

对事故调查最核心的要求，莫过于中立、公正、客观。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往往会有一个阶段，会比较频繁地发生事故。政府作为许多事情的“最后负责”人，不可能为每一起事故担保，并承担信誉受损的风险。因为，政府信誉的不断下滑，将会是整个社会的噩梦。

从1970年代开始，许多发达国家成立相对独立的事故调查机构。特点之一是，即使他们挂靠于某个政府部门，法律也会赋予其不受任何政府部门干预的调查权力。特点之二是，突出司法在事故调查中的作用。经验证明，绝大多数大事故包含着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人为疏失。发达国家的事故调查机构，往往能和司法部门无缝对接。

中国当下的事故调查机制有相当合理性，因为政府在权威性、法律制度、占有资源、行动力等诸多方面拥有压倒优势。但相应地，也会天然存在一些弊端。比如在一些生产安全事故中，由主管政府或部门主导的调查难免会产生瓜田李下的联想；比如很难保证地方出于政绩、护短等心理出现包庇隐瞒的情况；再比如在中国特殊的行政权力系统中，出现因涉事企业与地方政府行政级别相当或更高而拒不合作的情况……

克服这些弊端，不一定立刻建立独立的事故调查机制，可以选择强化司法介入。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检察机关已经逐渐成为事故调查组的常客。从那年开始，信宜紫金矿业尾矿垮坝事件、上海静安大火事件、温州7•23动车追尾事件等等诸多大事故，都可以看到事故调查组组成名单最后那一句：调查组还邀请检察机关派员参加。

但这还不够，中国当下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注定了，绝大多数安全生产事故必然包含着犯罪的因子。从犯罪调查的角度，第一时间进入现场至关重要，公安、检察机关在事故调查组的分量必须得到强化。作为制度进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大事故调查，应该不仅可以惩治直接肇事者，更应可以将那些作出致命决策、乱指挥的庸官与昏官，绳之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