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大人物周元根

我不知道外国人是怎么界定大人物的，但我知道中国人怎么界定，只要是中国人就都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大人物，他一定是大权在握，真理在手，极其自信，他气度不凡，一言九鼎，行为世范，严肃端庄，日理万机，高深莫测，他威而不怒，不怒自威，远望和蔼可亲，近观肃然可敬。即使这些词语还不足以准确概括大人物的特点，但也毫不妨碍人们说到具体的人时准确作出判断，比如，说起周斌的父亲，人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说“他就是大人物”，好比你虽然不能准确定义什么才是黄色刊物，但只要拿到刊物时就能进行准确判断一样。

一般人只能在电视里见识大人物，无缘窥其真容，他们出场时前呼后拥的气势足够让百姓小民屏住呼吸。还有可能，就是见识过大人物呼啸浩荡的车队，所有人都必须统统为其让道，你当时可能正在骑着自行车或者在公交车上，或者在出租车里，不见其人，可见其威。威是大人物特有的体貌特征。威需要形式的支持，需要背景的陪衬。

目前，媒体在谈及周斌时都使用“神秘商人”作定语，围绕他，是一个十分隐秘又惊人庞大的政商帝国，人们已经将绘成图谱，正在广为流传。周帝国展示出来的是一幅完整的政治和商业生态图。说到政，则关涉四川、海南两省和公安部的高官；说到商，则关涉超大型国企中石油以及各类坐地分赃的企业。它是一张巨大的政商关系网。其实，周斌并不神秘，神秘的是他的父亲。在外人看来都是权倾一时、权倾一地的大员，却只不过是其父小小的秘书。他的父亲也不是最神秘的，最神秘的是权力体系，在他的门下，有所谓四川帮、石油帮和政法系，伏线千里，委婉绵延，它们也是整个国家权力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比权力体系更神秘的，是权力不可想象的能量，它纵横中国，无所不能，剑锋所指，无敌天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凡大人物，必定是神秘的，他们的行踪是神秘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神秘的，神秘地开会，神秘地决策。他们的讲话是神秘的，内部讲话尤其神秘。大人物的健康状况是神秘的，大人物的死是神秘的。大人物的神秘是因为机密，因为他们身上包含着全部的政治密码。你难以从他们的公开活动和讲话中判断政治走向。众所周知，我们的政治一直是两个版本，公开版本和内部版本，内部版本才反映真实的政治运作情况。

至于大人物的倒台那就更其神秘了，它无疑是最核心的机密，所以“周斌的父亲”出场现身特费周章。在2012年薄熙来被控制时，民间就有关于他的诸多传言，在传言最盛之时，他就会被安排一次媒体露面。按理，出其不意，擒贼先擒王，然后再清理其爪牙，才是制服对手最安全可靠的方式，1976年中共元老们对付“四人帮”就是采取此法。而这次清理不同，先从遥远的外围开始清理，由远及近，由表及里，整个部署从容不迫，按部就班，这只能说明对手早已失去还手之力，“大老虎”早成“死老虎”，可仍旧千呼万唤不出来。曾用名周元根被媒体炒得火热。在地球人都知道谁就是那个大人物后，官方发言人却欲说还休，用一个含混的词句“你懂的”敷衍过去。

作为一种政治策略，这样做有其合理性。这次反腐打破了过去20多年反腐败“刑不上常委”的惯例，不仅仅是表示最高层的反腐决心，还一定是不如此便势有不能。对最高级别领导人的腐败，从政治效果上考量，很难说反比不反就好。在国家政治最核心的部分揭开一个过去被严实捂住的腐败盖子，毫无疑问将使核心受到公众最强烈的质疑，这对不断降低的政治信任简直就是雪上加霜。推迟一天正式公布大老虎的腐败事迹，关于他的社会舆论就会推迟一天爆发，并给出时间慢慢释放舆论，逐步减少其冲击力度，把爆发变为一次泄露。

不要说彰显反腐败的决心。此前已反复彰显了决心，但丝毫没有阻止他的大贪大腐。

不要说零容忍。零容忍还是宣誓决心，决心不能代替制度。

不要仅仅说制度自信。重弹反腐取得阶段性胜利的老调是幼稚可笑的。这是一场巨大的信任危机，应该引起制度反思、道路反思和理论反思，不敢反思就没有真正的自信。

随着对大老虎的非官方报道逐步增多，包围在大人物周边的厚重迷雾正在被一重一重地驱散，人们以往只能朦朦胧胧地从远处看到大人物，从低处仰望大人物，现在借这个大老虎看清了大人物的另一面，也是更真实的一面，过去的三大政治迷思也终于有了答案。

一是改革迷思。邓小平的权力继承人都把“深化改革”作为自己的政治承诺，每年都强调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给治下的臣民以无限期盼，他们把对改革的所有希望寄托在大人物身上，但年复一年，改革即不见深化，更不见攻坚，只摸石头不过河。民众对每一届班子的改革都浮想联翩，他们从文件、文告、报告中计算提到“改革”的次数和频率来推测改革时间和力度。当上层的主动改革变得渺茫、遥遥无期时，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实现和形势能倒逼改革。司法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作为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他掌握着中国司法改革的钥匙，不幸的是，从他履任的第一天起，或者说从他被安排到中央政法委书记岗位的第一天起，司法改革的命运就已经注定。“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他显然不是司法改革的适当人选，倒是阻扰司法改革的理想人选。

一是维稳迷思。在他主持中央政法委期间，一个显著事实是，维稳经费年年都在大幅增长，直逼并超过军费开支。他没有改革的动力，但有维稳的积极性，维持现状的稳定有他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是维持其政商帝国的前提。一切都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进行，但是一切也都在变化中，老话说得好，“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薄熙来远在重庆给王立军的一记耳光变成了煽动的蝴蝶翅膀，风云突变，最终颠覆了周的帝国。

一是反腐迷思。越反越腐使中国的反腐败陷入绝境。“越反越腐”尽管只是民间对反腐败成果的总结，而且官方一直在予以驳斥，因为查处的贪官虽然成千上万，但从绝对数来看，他们确实只占全部官员人数的“极少数”，而绝非大多数。周案的暴露不但是对民间总结的证明，也是对它的解释，周既是黑恶的制造者，也是黑恶的庇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