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司法与中国黑手党

在数字游戏里，历史赢得了一场颇具讽刺意味的复赛。大约四十年以前，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的“四人帮”成为各种卑劣行径的众矢之的。国家主席的遗孀和党内的三位同仁将中国引入了一个狂热的死胡同，而后经历了戏剧性的转变。当故事似乎已经完结——今天，中国成为名符其实的政治巨人——这个具有震慑性的数字以另一种形式卷土重来。

四个月前，全球“四大”审计公司的中国分支机构的在美业务被遭暂停，无法继续在美国境内执业。美国证监会法官判决，这四家审计公司（即安永华明、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和普华永道中天）故意违反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拒绝将涉嫌欺诈而接受调查的中国公司的审计文件呈递给美国证监会。该监管机构的任务是——在市场经济中——监控融资活动，确保经营活动的透明度，保护投资者和市民的合法权益。当中国公司打算在美国证交所上市时，必须提交这些财务资料。事实上，该决定迫使美国证监会暂停中国公司在纽交所上市，其中造成的道德影响远比资金损失更为深远。100多家中国公司在美国公开上市，因此“四大”的中国分支出具的审计文件应接受美国证监会的审查和监控。中国审计机构拒绝提交这些机密文件，声称其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在棘手的情况下，中国法律要求对审计内容负有保密义务，因此将相关信息留存在国内。其他国际证交所注意到，中国公司涉嫌欺诈——数量较多——但由于中国政府称其为国家机密，因此无法履行调查程序，这意味着中国保护涉嫌犯罪和损益外国投资者利益的市民。

这个问题显然发端于国家边界，但落入含糊不清的国际条例范畴。这不再是审计机构的问题，但造成了政治和道德范畴的直接冲突。在华尔街上市怎么触犯了中国法律呢？当美国法律要求查阅信息时，认为保密是合理的？保护涉嫌欺诈的公司是可以接受的吗？这些问题都影射了一个根本性的差异：尊重法律的至高无上，或法治。在全球范围内，所有国家必须认可国际共识的有效性，尤其是签订协议，成为缔约方以后。其他选择则是排外的，在国内保持独特的商务风格。即使在遥远的意大利，我们遵循着同样的价值观：中国合法的市场扩张渠道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如果北京“收兵”，这将是国际合作的倒退；但如果在外国适用国内法律将造成更加危险的后果。例如，中国工人在意大利普拉托遭受的奴隶般的劳动条件无法通过中国外交框架予以保护，通常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