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失踪18年诉讼无门？

 1995年，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圈头乡农民刘老根、夏凤各夫妇的第3个孩子降生，因不符合计划生育规定，乡政府领导就派当时在乡派出所当临时工的夏金成，劝他们将孩子送人；之后出生才11天的女儿，被人强行抱走，至今下落不明。

 12月24日，乡政府全盘拒绝了他们提出的159万余元的索赔要求，理由是“不能证实18年前抱走婴儿是乡政府所为，且已超过法定追溯期限”。

 这看似有“法律依据”，实则经不起推敲：如果当地政府不承认当年是他们抱走的婴儿，那就不是政府行为，而是拐卖婴儿的犯罪，应依法由警方立案侦查。2009年公安部就明令，一旦发现儿童失踪必须立案。

 此外，按规定，公安机关对失踪儿童的父母，应当及时采集血样进行检验，通过全国DNA数据库，为查获犯罪，帮助被拐卖的儿童及时回归家庭提供科学依据。安新县警方有没有依职权对刘老根夫妇进行DNA取样，并纳入全国数据库？到底还想不想让他们家庭团圆，弥补当年的过错？

 其实，刘老根夫妇的司法维权路径不止索赔这一条，但似乎都走进了死循环。2012年保定市政府做出行政复议，责令安新县政府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告知被抱走婴儿的下落。但今年1月，安新县政府却以“不掌握相关信息为由”，让他们去问乡政府。如今乡政府称“已过追溯时限”；而警方又拖着一直不予立案……

 今年，中央提出对信访工作实施“诉访分离”，将涉法涉诉案件纳入司法渠道，以纠正“信访不信法”的问题。改革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应注意“细节里的魔鬼”。需看到现行的诉讼救济制度的局限性，特别是行政诉讼法的本来定位是纠正“责任政府”的行政违法，但个别基层政府的“历史欠账”，早就溢出了普通“行政违法”范畴。

 比如对超生农民实施牵牛拆房，甚至强行抱走婴儿的行为，本身就是涉嫌严重的刑事犯罪。传统诉讼法中的诉讼时效等限制，是针对普通行政违法救济的。事实上，1995年刘老根夫妇被抢走婴儿时，其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遑论及时起诉？夏凤各称：“抱走孩子前一天，乡里就来人把刘老根抓去打了一顿；之后大半年，我们只要去问孩子的事，他们就打。”如此情况下，还要让村民依《行政诉讼法》及时起诉，那是不现实的，也是机械司法对善良公民的戏弄，对公权出笼伤人的献媚。

 如果乡政府再以“法治”的名义，以“超过时效”的理由，不积极弥补当年过失，那是对法律的两重嘲讽，形成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所说的“合乎法律的非法性”。